老师还鼓励其他孩子承担起教育弘纪的责任。当一个小女孩告状说弘纪往栏杆外扔卡片时,老师让她回去告诉弘纪不可以这么做。成年人似乎更能容忍这些“孩子气”的行为,包括打闹和哗众取宠。4岁多的孩子用阴部来开玩笑并不少见,小男孩打架也属正常。总的来说,“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认为孩子学会控制自己行为的最好渠道是通过与同龄人的互动,而不是从大人那里接受教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不可以干预。如果威胁到孩子的健康,老师会马上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会对更小的孩子用这种方式的原因。
20多年后,随着青少年暴力问题在全球的凸显,以及日本人对少年恶霸行为的关注,我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是否发生了改变。然而当托宾和另一组研究者在 2002年回到这三所学校,他们发现不干预政策仍然是被认可的处理行为问题的方式。他们再次集中精力研究了学校生活的众多方面:从教育理论到经济情况的变化,再到社会价值以及考试要求。他们将研究结果拍成录像并结集成书,书名叫《重访三所幼儿园的文化问题》。在现在的幼儿园,托宾这次没发现有像弘纪那么淘气的孩子。(他们问起弘纪的情况,校长 —还是 20年前那个觉得这些人很好笑,对一个老师认为很普通的孩子有那么大的兴趣。他说,听说弘纪过着普通的生活,并没有成为斧头杀手。)
这次,研究者们目睹了几个女孩间的争端。班里最小的孩子与 3个比她大的女孩争一个玩具熊,老师说这是班里很常见的争斗。她们先是拉扯和推搡,然后就打成一团。
老师在一旁叫他们停下来,站到一边,但并没有跑过去拉架。最终,冲突逐渐消散,大女孩说服那个小一点儿的姑娘跟大家分享那个玩具熊,她们宣布彼此还是朋友,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再一次地,研究者们把这段录像放给日本、中国和美国的教师和家长看。再一次地,日本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对老师的这种做法表示认可。也有人有一些具体的批评意见,比如老师应该早些干预,或者老师应该积极地帮助孩子从冲突中吸取教训并且找到别的解决方法。而基督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则认为不干预政策正是 “说明日本教育和日本社会有问题的典型例子”,它将导致对集体意愿的盲从。
研究者依旧指出,对日本老师的办法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集中在她干预的“方式”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看过录像后,认为老师表现出的是“失败和不作为:未能保护孩子不被对方伤害,无视教室里正在发生的状况以及孩子们的安全”。
托宾和他的同事礼貌地表达了对这一意见的不赞同。
“我们认为老师表现出来的对女孩们的争斗的忽视,其意图是鼓励女孩们相互沟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向老师求助,”他们写道,“因为非常了解这些女孩,老师可以预料到何时、何种情况下局面可能失控,可能导致危险,所以她可以先给她们一些时间和空间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像美国和中国的幼儿园老师常做的那样,在事态发展之前就早早干预,制止争端。”
不干预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工具。当女孩们靠近角落的钢琴时,老师阻止了她们的打斗,然后批评了最小的女孩,因为她赌气挥舞双臂,打到了别的孩子。她对研究者们说:“如果我认为一次像录像中这样的争斗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那么我就会退后,只是等待和观察。我希望孩子们能有力量解决类似的小争执。我希望他们有耐力。只要不危险,我欢迎他们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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