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生育困境，从“能生但不想”到“想生但不能”

原标题：陈根：生育困境，从“能生但不想”到“想生但不能”

文/陈根

繁衍，是生物生存的本能，也是为人父母的人生乐趣之一。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城镇化进程，这一规则正在被打破。

一方面，全球各国都逐渐走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速让当局分别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比如，我国不久前才公布“放开三胎”的消息，中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在三孩政策的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想生而不能”的生育隐痛。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平均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这样的困境，以至于中国成为了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每年试管婴儿的数量逾20万例次。

人类的繁衍为什么遭遇如此的困局？困局背后，生育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

人口增速断崖下滑

200 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便会造成粮食紧缺、人地矛盾。因此，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开始，人类成功冲破了“停滞的陷阱”，乘上了增长的快车，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自工业革命之后，大约经过了 100 多年的时间，西方人口上的“两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就逐步被“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趋势所取代。

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也逐步陷入低生育困境。前不久才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受到民众广泛热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创下了历史新低，较2019年的1465万大幅下降了18%。人口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

更值得关注的是总和生育率下降。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 2.1 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维持 2.1，才能保证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下降，如果低于 1.5，就可能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 1.4，已经连续 10 多年人口负增长。

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低，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很快进入人口负增长。中国社科院曾经做过测算，如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1.6，将在 2027 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跌到 1.3，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间近在眼前。

于是，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各国相继推出重大政策举措以鼓励生育。在我国，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一政策将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在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鼓励生育，日本政府更是奇招百出。比如，产前福利和产后福利，怀孕可以享受免费孕期检查、免费育儿讲座等；只要怀孕85天以上（无论是否流产、死胎）都可获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2万元）的补助。

在法国，妇女最长可以申请3年的无薪育儿假。此外，法国男性，在妻子生产时享有14天的产假，期间可领取全额薪资，以便父亲能给配偶提供支持以及照顾婴儿。自2021年7月开始，孩子出生时父亲的休假天数新增至28天，是目前休假天数的两倍。此番举措，是为了减少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增强民众的生育意愿。

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为恢复出生人口作出努力。然而，除了在面临“生还是不生”的抉择外，那些“想生而不能”的家庭却依然遭遇生育的困境。

不孕不育，生育隐痛

中国人口协会此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仅为3%。这意味着，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遭遇不孕不育问题。

“妊娠”是怀孕的专有名词。完整的妊娠期是指从受孕到分娩的全部生理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精子和卵子从相遇结合形成受精卵、分裂成为100个左右囊胚细胞团、成功着床、发育长大直至最终分娩。而中间的每一步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妊娠失败。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查，即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对夫妇，半年之内大约有40%怀不上孕，一年左右大约20%怀不上。根据相关统计，在各种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男女双方的因素占比差不多，都在30%～40%左右，夫妇双方因素占20%，剩下10%原因不明。

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一般来说，男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与精子质量、数量以及性行为能力有关。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精液质量的不合格率正逐年递增。事实上，针对人类男性精子数量的研究已经持续有几十年。这些研究普遍显示，从20世纪开始至今人类精子数量在不断下滑，并且男性睾酮等特征性激素水平也在持续下降。

2017年，哈德萨希伯来大学的Hagai Levine进行了一项大数据分析，其团队筛选出1973年~2011年间的185项研究，对其中4万多名男性的精子数量进行精确分析，这些数据来源包括北美、欧洲超过50个国家的男性。结果令人惊讶，在过去40年间，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男性的精子数量下降了53%。

在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男性精液浓度和精子总数自1995年后的14年以来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甚至两次下调合格精液的标准，《人类精液处理和检验实验室手册》中，男性精子数量已经从1970年的每毫升1亿个的平均数字下降到目前的每毫升1500万个。

从女性角度来看，女性不孕的原因更为复杂。如多囊卵巢或卵巢早衰导致排卵障碍、输卵管堵塞阻碍卵子与精子结合、子宫疾病甚至自身免疫导致受精卵无法着床等等。即使成功怀孕了，孕期女性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乃至压力，都有可能导致胎儿停止发育，妊娠失败。

其中，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不孕不育患者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容易出现卵泡不成熟、持续性不排卵、雄激素过多和胰岛素抵抗等情况，多数表现为月经紊乱、闭经、不孕、多毛、肥胖等问题。并且，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即使查清了原因，治疗过程仍然十分漫长。

“不孕不育”正在成为生育的隐痛。并且，没有减缓的趋势。

生育困境背后

从欲望降低到生理之难，生育隐痛仍在扩大，分析其动因以进行生育策略的调整刻不容缓。

在日本自由记者小林美希深入关注日本新手父母的困境和职场母亲的歧视，集合成了《不让生育的社会》一书中，小林美希提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孕妇和产妇被迫退出职场，除了是对母亲群体的压迫，也在无形中剥夺了这些母亲的同事、后辈们，即有潜力当父母的群体，学习妊娠和育儿等基本知识的机会。

因为这些有经验的母亲们本可以白天待在公司，与同事们进行社交。事实上，生育不仅会导致职业女性遭遇职业中断和向下的职业流动，还会让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母亲面临“生育的工资惩罚”，即未生育女性的工资收入高于生育 母亲的工资收入。

已有研究发现，生育次数与职业母亲的工资率呈现负向的因果关系，并且在生育当年该影响率高达18%。同时，“生育代价”在不同女性群体中存在着差异，生育对高教育程度、从事管理与职业技术工作和在国有部门工作这三类女性群体的负面影响更大。

而从个体的人来看，当前，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过度的竞争与内耗，从职场到教育，无一幸免。一种普遍的焦虑、不安与恐惧弥漫在生育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像多米诺牌一样一触不可收拾。城市的焦虑感和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了年轻一代生活空间的压缩与精神上的倦怠，这进而导致性生活质量以及生育欲望的下降。

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越少人会愿意养育后代。因为唯有自己最可控，或者说，过好自己已经足够累了。而恰恰与之相反，婴儿多变的体质和不同的习性在大部分时候，都需要父母们投入时间想办法解决。但是，这些困惑与焦虑正是当代年轻人所无法解决的。

从胜利之难来看，不论是精子质量的暴跌，还是女性不孕不育率的增高，都并非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个人以及环境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从生活环境来看，环境雌激素作为进入人体后具有模拟雌激素作用的环境毒素，例如多氯联苯类、二恶英类、农用化学品类、双酚类、酞酸酯类、金属化合类、类固醇类、氟利昂、苯酮等，就对男性精子质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而环境雌激素的来源则包括如农药、杀虫剂、废气、食品添加剂、二手烟等。如今，人们吃的大部分食物都是塑料包装，日常用品也多用塑料制作，包含了人造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同样存在于乳霜和化妆品、家居清洁产品及医药品中，侵蚀了食物与水源，渗入自然环境中，甚至进入人们的身体。

在实验动物和野生动物研究中发现，暴露于内分泌干扰物能引起雄性生殖道异常、精子质量降低、成年不育等生殖毒性，有些甚至会使得动物数代精子质量发生异常。人群流行病学调查也说明，暴露于有机氯类化学物和含邻苯二甲酸酯化学物会严重影响男性生殖健康。

生育对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物种的繁衍，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生育是物种得以延续的必要过程。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得以延续，必须绵延不绝地有新个体的诞生，从而代替、继续旧个体的生命。当前，一边是“能生但不想”，一边是“想生但不能”，人类生育困局已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