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的很多工夫都花在人物上了。他早就想拍麦客了，作为一个正统的纪录片导演，NHK和BBC早期的一些纪录片对他影响很深。为了寻找合适的人物，托朋友、同事帮忙的同时，他前后去过几趟宁夏西海固。这是一种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职业，同时也是被时代抛下的一群人，因为麦子收割机械化的普及，人力在机器面前失去了竞争力。“成为麦客几乎是他们一闪念的事，陕西麦子成熟的时候，宁夏的麦子还是很青的苗，虽然收入很低，也有人愿意打时间差多挣点钱。”李勇说。
最后，他选定了马万全，西海固的一个农民，苍老羸弱，家里女儿早早出嫁了，剩下一个儿子是残疾，生活的重压经年累月刻到他的脸上。“你在他的表情里能看到中国农民的共性，艰难隐忍着。”李勇说。
在《舌尖1》里，湖北挖藕的一段，导演也特意选择了不甚强壮的兄弟俩，理由很简单，弱小和繁重的劳动之间会形成天然的戏剧张力——如果选一个强壮汉子，大家印象反而就不那么深刻了。这可不是娱乐节目里的亲子游戏，天气湿冷，挖藕人泡在冷冰的水里一整天，出来的时候满身满脸都是恶臭的黑塘泥。
他们节奏把握得更好。关于食物的不易点到为止，镜头利落一转，下一个场景，就是调好味的肉沫被塞进了藕孔中，成就了湖北人民口中最美味的当季藕夹。而麦客马万全，在日本NHK的纪录片《麦客—中国：铁与镰刀的冲突》中就曾出镜，“过几年，你们再回来看。”他当年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12年过去，他依然是个打了十几天短工只挣到2000元的麦客，任何社会变迁和财富故事都与他无关。拍摄结束后，他给李勇打了个电话，家里一整年指望着的6头牛生了病，如果死掉，就意味着一整年都没有收入。
李勇并不否认自己有着浓重的乡土情怀。和许多拍惯了严肃题材的导演一样，他不自觉地滑落到生活天平里痛苦的另一端。在他的片子里，集结了日月精华之后最终化为孤独老人黄昏一餐的小香菇和留守儿童的鱼酱——视觉最终也没有如愿转化为电视机前的口水和购买力，冲动生生被汹涌而至的悲哀逼到眼眶，落下两滴莫名的眼泪。
胡瀛觉得《舌尖2》把自己的视角放得太低了。他当时采访《舌尖1》的团队，《主食的故事》的分集导演和他聊兰州拉面和兰州这座城市的关系，每天听着城里清真寺的召集声，看着面馆里老师傅拉面如入化境，觉得拉面真是种干净、有仪式感的食品，充满了对面的尊重。
在食物与辛苦劳作面前，尊重的喜悦和怜悯的忧伤，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更何况，在城市生活里的人最势利不过了。小清新的美食导向无法容忍田地里的肮脏和厨房里的油污。与其说他们被原原本本的食物来源以及一米一粟皆不易所感动，不如说是现实生活中食品质量的不安全感带来的自我陶醉。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现代文明的反思”，让在现代文明裹挟中的我们再次看到了食物被送上餐桌前原本的样子，食物采收者辛劳的样子，正与当下“返璞归真”的生活趣向暗相吻合。
有记者问李勇，“过多的乡村场景描述和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精致美味的食物，如何反作用于城市观众?”李勇打比方，“我们看非洲大草原的纪录片，你离得很远，但并不妨碍你被打动。”
这听起来并没有实际地回答了问题。《舌尖2》到底有什么不对?用胡瀛的话来总结，”不是不对，而是太正确了，正确到了极致，也就失去了趣味。”
还没有人评论哦，赶紧抢一个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