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期,他愈发觉得自己注定是要拍《脚步》这一集的。纪录片工作者居无定所的漂泊和寂寞在他看来是一种享受,“当下所有人都是动荡的,生活在别处,不停寻找,停不下来。我接到了这个片子,才有机会把漂泊感、不安定感,用食物的视角呈现出来。”
或许是急于展示第二季与第一季在理念和叙事上的大不同,也有可能是出于原团队解散之后新团队的自我证明,总之,总导演陈晓卿把《脚步》放在最受期待的播放顺序上。在李勇看来,《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与第一季的不同是刻意造成的,“第二季里食物不是单纯的炫技画面或味觉传递,它变成一种载体,通过它来表达更具象的情感。”
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如果说《舌尖1》是通过人物自然而然地带出他们吃的食物,《舌尖2》则是想用食物来引出人物故事。
这是取材和视角的区别。在纷繁众多的食物类目里,哪些更适合作为取材的对象?“我觉得食物类纪录片的原则是,选择有足够广度和基础,并且不可取代的食物。”胡瀛是报社记者,《舌尖1》火起来之前,他就采访过任长箴作为执行总导演带领的团队。
他举了纪录片《寿司之神》(Jiro Dreams of Sushi)作为例子。导演大卫·贾柏(David Gelb)是美国人,同样是一个外来者的角度,通过人物个人化的叙述,完成对一个民族群像的描绘。没有比寿司更适合作为载体的食物了,它冷静,没有油烟滚滚的火热,没有铲勺叮当的嘈杂,极致简单,味道充满深度,更重要的是,它是日本饮食文化美学追求的基础表达——在视觉和触觉,尤其是造型和色彩上对美的经营,包含了对食物原初滋味和季节的纤细感受。“我个人认为,《舌尖2》的一些食物选取不太有代表性。”胡瀛说,这也是为什么一向嗅觉灵敏的电商网站,在第一集播出之后无从跟风炒作的原因。“拿邓诺火腿来说,火腿是中国腌制肉的代表性食物,在几乎整个南方地区都有分布,而邓诺,因为盐产地的关系,它们生产的火腿有别于其他地方。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选择。但是在《舌尖2》里,台州的跳跳鱼是区域性的食物,非江浙人可能感受不到它的妙处,苗族的鱼酱一般人不知道,野生蜂蜜和小香菇更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你无法从根源上说服观众。”
的确,从播出的情况上看,与情感相比,《舌尖2》最大的挑战来自食物本身。他们这些分集导演们,没有一个是“吃货”,更有一多半以上都不会做饭。为了恶补先天不足,每个人都买了两三万块钱的书,连《中国食物史》、《中国食物典籍》这类的大部头都看了一遍。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舌尖1》拍摄时,真正下到田间地头去拍摄的导演们,几乎全部都不会做饭。他们的情况更糟糕,甚至不知道火腿应该用来做汤还是炒菜,有的导演甚至连方便面都煮不好。“由此可见,常识并不是食物类影片的导演必备的,有趣才是。”胡瀛的话很直白。大多数摄影团队都有专业美食顾问,他们能提供有关食物的拍摄建议。相反的,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吃货”,因为立场和难舍的个人喜好,反而拍不出客观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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