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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就关于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2001年03月21日,《人民日报》第十版全文刊登决定内容。
演变轨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空前的社会变革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形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土壤,当代中国的邪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滋生的恶性毒瘤。当代中国邪教有的是本土原有“会道门”的沉渣泛起,有的是国外异端教派的渗透传播,也有的是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20世纪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当代邪教势力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历史背景,当代邪教现象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9~1992年,境外邪教渗透传入,境内邪教滋生蔓延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已演变成经济利益各自独立的不同群体,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农民对现代社会实行的法制与经济手段适应性较差。新的基层管理体制建立滞后,人心涣散,弊端滋生。农村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失范,基层权利的弱化,主流价值的失落,使邪教势力趁机死灰复燃。特别是在落后的偏远地区,迷信、巫术文化传统久远,社会土壤深厚,有利于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发展。
据治安部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即会道门,每年都以10%~30%的速度增加。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组织活动。其中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省邪教势力较为猖獗。其势力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偏远山区和农村,这些地区大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传统迷信文化浓厚。这些邪教组织多数为余孽势力的死灰复燃。
如:一贯道子弟龚贤哲,以一贯道经书《金母血书》为教义,自称“大道师祖”,策划复辟“先天大道”(一贯道支派)。他在云南省曲靖、楚雄等地秘密培训骨干、发展道徒。该邪教组织密谋造反,教主气焰嚣张,声称“要立新皇帝,建中华国”,改年号为“顶古永和”。其以身试法,终被惩治。
这一阶段,危害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土生土长的门徒会。1985年,陕西省耀县农民季三保歪曲《圣经》,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义“七步灵程”,宣称“世界末日来临”、“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四处传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拣选”“十二门徒”,组织“门徒会”。该邪教组织严密、建立秘密据点、单线联系、暗号接头,起初“门徒会”在陕西省、湖北省、四川省交界的偏远贫困地区,以“教内周济”、“祷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众,势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已在15个省120个地(市)的681个县(市)发展信徒多达35万人。该邪教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奸污妇女、诈骗钱财,妄图改朝换代,其骨干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扬言要“推翻黑党,砸烂黑政府”,煽动信徒闹事,围攻政府。经各省公安部门联合行动,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其组织基本被摧垮。
这一阶段从境外传入、势力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呼喊派”。因其倡导信徒在聚会时,用大声“呼喊主名”的办法“释放灵”,被称为“呼喊派”。该组织歪曲解释基督教经典,篡改传统的宗教仪式,被国内外宗教界视为异端。“呼喊派”一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全方位、多渠道、大规模的战略,向大陆渗透传教。自1979年起,该组织在香港设立专门机构,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断派遣人员,以旅游、探亲等名义作掩护,入境进行秘密活动。该邪教首先在浙江、河南、福建三省的农村地区建立组织,并迅速向其他省市发展蔓延,短短几年内波及20个省市,遍布大江南北,受蒙骗的信徒达数万人。“该邪教”多次被查禁取缔之后,其骨干分子又多次改头换面,东山再起,演变派生出一个个新的邪教组织,如“被立王”、“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主神教”、“全范围教会”等等。
(二)第二阶段:1992~2003年,“功法”型邪教滋生膨胀,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毒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变革的主战场转向城市。整个社会步入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重组,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城市弱势群体扩大;医疗体制改革出台,退休养老基金改制,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老年群体地位下滑;单位功能退化,社会流动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个人自由度增加,使得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矛盾加剧。拜金主义横行,权力机关时有腐败,侵害群众利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价值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善”发育不良,“恶”畸形膨胀。极少数野心家乘东方宗教文化神秘主义在世界兴起、气功健身热浪席卷全国之机,假借气功与宗教的名义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种,孳蔓成灾。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城市相继掀起以“特异功能”为旗号的气功浪潮。这股气功热浪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帜,将气功神秘化、巫术化。一时间,各种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声称修炼本门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可以透视遥感、呼风唤雨、预知一切。他们自我神化,蛊惑人心,借传功收徒,大肆敛财。社会转型时期,孤立无助的弱势群体、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试图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脱,成为邪教势力诱惑蒙骗的主要群体。
思想来源
第一类,剽窃西方传统宗教文化资源。
这类邪教教主摘取基督教《圣经》中的只言片语,编造邪说,自我造神。其始作俑者,歪曲《圣经》,将自己神化为崇拜的偶像,建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以实现其狂妄的野心。1988年,原“呼喊派”骨干吴扬明,歪曲《圣经·路达福音》中“被立”一词,自称“被立王”,标榜自己是耶稣的化身,建立“被立王”邪教组织。他肆无忌惮地神化自己,妄称:“耶稣已过时,只有‘被立王’才是唯一真神。”他编造邪教教义,宣扬“末日”邪说,散布“大难就要来临,人要死去三分之一,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该邪教组织对信徒实行严格的精神控制,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成员隐姓埋名,以“灵名”相称,昼伏夜出,封闭培训,分散出入。教主吴扬明品质恶劣,以“蒙召”为名,诱骗强奸女性信徒数十人,以“交纳奉献”为名,诈骗钱财数十万。吴扬明的政治野心十分险恶,叫嚣要在2000年之前,“推翻撒旦政权,建立新天新地的神国”。吴扬明被安徽省公安机关逮捕后,该邪教组织公然纠集20000多名信徒,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经政府部门综合治理,该邪教组织已经瓦解。
第二类,假借东方传统宗教文化资源,摘取佛教、道教、儒学等经典词句,肆意曲解,编造邪说,自我神化。
这类邪教组织多模仿东方神秘主义修炼方式,如素食、坐禅等,刻意营造盲目崇拜教主的神秘气氛。举例言之。1998年,原“观音法门”骨干许成江在吉林市举办“弘法”学习班,宣讲其“潜修”的“圆顿法门”。许成江从《金刚经》等佛教经典中断章取义,宣称:“释迹牟尼预言末法时期,要出现‘圆顿法门’”,自称应劫而生,是降临人世的“教主”,5000年下凡一次,渡化众生。他摘抄拼凑佛教、道教、儒学经典中的词句,杜撰《请经论圆顿》,吹嘘“圆顿法门”是万宗归一的“性命双修”的功法。他大肆散布“末日”邪说,宣称“现在地球是魔王统治,末劫就要来临,只有加入‘圆顿法门’,才能免遭劫难”。该邪教组织以“强身健体、消灾治病”为名,发展信徒。教主以“供养”、“圆顿”为名,骗敛钱财。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该邪教组织仅在湖南省一地,就聚敛“供养”经费20余万元。经依法治理,该邪教势力已被遏制。
第三类,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号,将气功“邪教化”,滋生一批新兴邪教组织。
这些冒用气功名义,具有邪教性质的组织,主要以大城市为活动的基地。气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养生和保健方法。它通过意念的控制和呼吸的调解,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气功神怪化的热浪,突破原医疗保健领域,泛滥成灾。这些奇异的气功,以“人体科学”的名义登场,声称人体特异功能是气功的最高阶段。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纷纷粉墨登场,故弄玄虚,吹嘘自己的特异功能,能透视遥感、预知未来,能奇门遁甲、法力无边。这种巫术化的气功浪潮,推动新兴邪教势力的滋生。气功大师出山,成为“神仙下凡”的同义语。邪教谬论喧嚣一时。如:“在人类中,有些特异功能者,或气功高功夫的大师,这些人就是佛、菩萨、神仙”。举例言之。1986年,青海话剧团演员张香玉,自称有“特异功能”,编造“自然中心功”,自青海潜入京城。1989年底,她在京成立“自然中心功研究所”,编造“宇宙语”、“宇宙歌”等邪术,传授功法,聚敛钱财。一时间,迷惑众多普通市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将她逮捕后,其编造巫术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自然中心功”的法力顷刻士崩瓦解。
社会危害
精神控制
邪教教主自命为至高无上的“神”,逐渐削弱信徒心理防线,扭曲其正常人格,剥夺其独立思考能力。教主的政治野心和权利欲望,随着其势力的扩张不断膨胀,策划或鼓动信徒的精神和行为达到痴迷。
非法敛财
邪教教主通常采用秘密结社的方式,要求信徒断绝或疏远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对教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财产乃至肉体、生命。教主攫取信徒的“捐献”,非法敛财,骄奢淫逸,肆意挥霍。
暴力行为
邪教教主大肆宣扬世界末日,制造恐慌气氛,使信徒狂热盲从。当教主感到其“神”的地位受到威胁,便铤而走险,以世界末日来临为号召,煽动信徒暴力相抗,激烈反抗社会,以自杀、枪战、放毒等疯狂手段,造成惨烈的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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