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导师的收入，外界的传言也很多，比如每人2000万元或者广告分成之类的，你有听说过吗?哪种说法趋近于事实呢?
刘欢：我注意到了这些传言，就是些传言吧。
比赛中，刘欢多次因为惜才而动情落泪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组也提到你不是钱可以打动的，是确实对乐坛的现状有意见也想改变，你认为现在乐坛的问题主要出在哪?为什么?通过这个节目，你有怎样的愿景?收的那些学生，你有什么规划?
刘欢：这是真话，乐坛的问题太多，积重难返，一言难尽。比如国人的版权意识，著作权法不健全，盗版猖獗，音乐人各自为政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乐坛的造血功能和创新能力。至于为什么，大家可能都清楚，但也都无能为力。这不是靠哪个人的力量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政府和政策。我个人比较悲观，这个节目改变不了什么，它毕竟只是个秀，是个真人秀。谨慎乐观的话，我希望通过“中国好声音”向观众传达一些对音乐的正面理解，为有音乐天赋而又真正热爱音乐的年轻朋友提供帮助，带给大家一些健康积极的快乐。能做一点是一点吧。另外，唱歌方面我从不收学生，我觉得流行歌曲的演唱需要天赋和个性，不需要老师，我本人就没有老师。至于我的团队的那些学员可能制作方会有一些计划帮助他们，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需要我愿意尽我可能帮助他们。比如，我会邀请其中的五六位学员参加我的跨年演唱会，让他们在国际乐团的伴奏下站在期待已久的大舞台一展歌喉。
三联生活周刊：最开始定下的是你和那英，之后的庾澄庆是你的好友，杨坤是那英的好友，当时推荐庾澄庆的考虑是什么呢?当时节目组也提出了一些“80后”的选秀歌手，经过商量否决了，是觉得气场不搭吗?
刘欢：庾澄庆是一位很优秀也很全面的音乐人，我们俩挺对脾气。我们的音乐虽然风格不一样，但对音乐的理解和态度相同，我们认识也有20多年了，以前还在同一家唱片公司，和他共事会比较默契，也很愉快。制作方没有正式提出过“80后”的歌手人选，我的印象里也就是闲聊时随便提过一两个名字吧
三联生活周刊：庾澄庆说你是表面严肃，私下有趣，在节目中你会有意识地放松自己的状态吗?刚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紧张?
刘欢：我也不清楚，好像也没有有意识吧，一到现场就自然而然那样了。紧张倒没什么好紧张的，当老师做歌手都28年了，不过有时候我的确很不适应。比如奥运会那次那英他们怂恿我上台唱歌，我一开始还真有些不爽。因为我和老那性格不一样，她一高兴就会不管不顾地冲上台，而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什么场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内心大概会有个界限，我觉得那个台不是我的，是学员的，就像我上课时从不会唱歌一样。那次最终还是架不住老那带着观众一起哄，上台和学员即兴唱了一曲《我和你》。播出这段时把中间的僵持剪掉了。好悬，那天早晨我是吃了片药才睡着的，下午录像时都迷糊着呢!既没心理准备，也没和乐队排过，幸亏声儿还凑合，没把我撂在台上。
三联生活周刊：造型方面看起来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考虑过换下黑色T恤和棒球帽吗?这个造型你是不是有很多套同样的衣服?
刘欢：衣服会换，但帽子不会摘。盲选不换衣是为了后期剪辑方便，的确准备了同样的衣服和帽子。别着急，盲选一过，衣服就换了。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阶段的录制每次要十来个小时，你们怎么保持高昂的情绪?剪辑出来的感觉大家都挺兴奋，不知疲倦。
刘欢：每次录像我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确很耗人，非常疲倦。观众看到我们情绪高昂是因为后期把不兴奋的镜头都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盲选”是这个节目最大的看点，各国版本进入第二阶段后，收视率会有下降，你们对此会有讨论吗?每次录制只是按照台本走程序，还是事前要加入策划，提出个人意见呢?
刘欢：会经常有一些非正式的讨论。导师们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不同意见。我们和节目组一直在磨合。至于收视率，大家都还是很有信心的。
三联生活周刊：节目第一次播出就打响了，之前有没有预想过不成功怎么办?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声望?这个节目相比于其他选秀，是更加精英化的，你有留意到周围看节目的朋友是什么阶层的吗?他们有哪些反馈?
刘欢：该想的在决定合作前就想过了，所有担忧和风险都只能通过合同的方式有所规避。声望这种东西你看重就重，你看轻就轻。其实我不用留意就知道这个节目已广受关注，因为我到任何地方碰到任何人都会提到“中国好声音”，他们除了赞美也会提出一些疑问和建议。
三联生活周刊：像你的女儿会喜欢哪些歌手呢?中国的市场很大，一首歌就可以养活一个人10年，又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大家习惯免费下载，通过一档电视节目能改变目前乐坛的现状吗?
刘欢：我女儿最感兴趣的是爵士乐，她应该会比较喜欢像王韵壹、袁娅维和赵可这样的歌手。谁告诉你在中国一首歌可以养活一个人10年?相反，这种事在中国是最没有可能的。通过一档电视节目想改变目前乐坛的现状，基本上是痴人说梦，我们只是努力地多做一些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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