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是人选择了职业，其实也是职业挑中了人。大学同班40多人，从事这行的没几人。“就是因为他们胆儿小。其实我们也胆儿小。一个人都不敢走夜路，也从来不敢看鬼片。”三个女孩都这么说，“但工作起来，家属在外面哭声一片，等着、盼着见这最后一面，也就忘了害怕，心里想的只有工作。”
三人有时一起逛街、看电影、下馆子。下馆子的时候，她们会无意识中谈起上午整过的遗体，说自己是使用了什么新技术才把逝者的头补上去的，再热闹的邻桌也会瞬间安静下来……看电影的时候，她们更关注演员脸上的伤疤。杨薇薇说：“既然电影化妆师能把伤疤做上去，我们也应该能把刀疤遮盖起来。”她甚至去买演员化妆常用的皮蜡和酒精胶。而赵荻更古灵精怪：“现在不是有3D打印了吗?我们就盼着赶紧投入使用呢。这样面目全非的死者就不用我们照着照片‘塑’脸了。打出一张，贴上就直接能用了。”
她们从不给自己化妆
由于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遗体化妆，所以三个女孩从不给自己化妆。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无数的哭声，她们听了也跟着哭，最初这些哭声还会跟着她们回家直至上床睡觉……看尽了生离死别，她们不敢把死亡往自己身上想。“有些老人的儿女不孝顺，老人的指甲和头发都很脏。有的老人还没入殓呢，儿女在外面就因为分家产打起来了。这时候我就想(老人)还不如死了呢，死亡是一种解脱。”赵荻说。
而曲杰说：“就担心父母生病，父母感冒我都害怕。我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回家陪父母。我从来不觉得他们变老了。他们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杨薇薇孝顺父母的方式就是“上交工资卡”。说这话时，她做了一个恭恭敬敬的双手上交的动作。
每一位逝者对于这三个女孩来说都是第一次见，不是仅靠一张遗像就能完成遗体整容的。“容貌不可能跟生前经历无关。因此我们会格外留心死亡证明上的任何细节，让整出的容颜更符合逝者生前的审美”。最后，她们还要站在家属告别时站的距离，再检查一下整容化妆的效果。
“做遗体整容这一行最怕的不是死者面目全非，而是家属说‘不像’。很多人病了很久，都脱相了，整好了家里人反而不熟悉，说整得不像。你不能跟家属微笑，也不能跟家属吵架，他们也不听你解释我们必须忍。”赵荻说。
逝者家属的圆梦人
全北京每天有600多人因各种原因走向生命的尽头。每当整容室又推进来一位逝者时，大伙儿都盼着是喜丧。寿终正寝的老人去世时脸上挂着笑。整容师不会刻意去遮盖逝者脸上的老人斑，那是生命的象征。“向死而生，你会发现死亡真的很残酷。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事了。”杨薇薇说。
为更好地善待逝者安慰生者，在八宝山殡仪馆党组织的安排下，三个女孩成立了“青清女子整容室”，杨薇薇还入了党，三人中两个是党员，一个是入党积极分子;两个是高级技师。杨薇薇说，整容这份工作更多的是为生者而做，它给了生者最后尽孝、表达爱或赎罪的机会，是代替家属让他们的亲人体面地上路。“我们不过是逝者家属的圆梦人，替他们完成他们完成不了的心愿”。
“青清”的工作服是粉色的护士装，这种护士装一般在妇产科才会有，护士穿上它是为了迎接新生命。其实出生与死亡，接生与入殓，不过是人生的两头。撒欢儿闹着来，安详睡着走人生之大幸。“还原逝者生前最美、最安详的一面，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杨薇薇说。(记者崔红黄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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