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招安”
第二次出于某种原因被排挤出东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
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这仅是他从70年代末离开后，第二次回老家。家里的状况和东莞的生活不能同日而语。没有劳动能力的他，只能守在自家屋顶残缺不全的房子里，每年领着政府3600元“低保”和“五保”救济过活。一辈子未曾婚娶，他守着年过八十的老娘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冬天由于没钱烧煤，只给老娘的屋子里置办了炉子，自己在房子里就靠三床被子来度过难熬的冬夜。
2011年5月，王秀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这地方住了近20年，说的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个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决定，就算是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去打工，也要回东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了多半年时间。谁知在2013年3月，平静再被打破。据他回忆，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人”吧?于是打电话汇报说：王秀勇在这儿工作，我们找到他了。
“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
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他没有尝试去别家找工作，就再度离开了东莞。
“好汉”反思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由于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此时在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乡亲们有的夸他“胆大”、“没给好汉之乡丢人”，也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说他没死在那里就不错了。
此时的王秀勇，却完全没有英雄成名、告老还乡的满足感。除了愤懑之外，他脑子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的东西。
“有个报纸的记者写文章，说我‘扫黄’是出于‘阿qiu(Q)欺负尼姑’的心态。”王秀勇说，“我查了字典也没查着，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次受邀到北京来参加某电视台的节目—“性工作者合法化之辩”，回家后他久久思考这个问题。身在东莞近20年，他深知这一行业的复杂和矛盾性。“英雄好汉，没那么简单。”他说。
东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忆，他当年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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