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调查结果发现,在那些生7个孩子的国家,人们说生2个孩子最理想,在那些不生孩子或者生1个孩子的家庭,人们也说2个孩子最理想。”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16日公开演讲时介绍称,一家有两个孩子是最普及意愿水平。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供给侧方面的问题,未来更应关注可能出现的中国经济需求侧的新常态。从短期看,经济复苏伴随消费乏力;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又一个转折点,这些都会带来需求侧的冲击。
他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趋势,但其中最重大的两次跌宕,称之为两个转折点或引爆点,第一次人口的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在这之后出现负增长;下一次人口转折点是在2025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呈现负增长。
据介绍,劳动力数量不足、短缺,导致工资成本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带来新成长的劳动力增长缓慢;劳动力短缺情况下,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人,过度替代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我们过去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相关,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只要转出来,农业的生产率也提高了,同时劳动力转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结构变化对生产率有所改善。”蔡昉表示,各项数据显示,这一速度目前已经放慢。
蔡昉介绍,从第一次冲击之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影响,带来的供给侧冲击;当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就会产生直接的需求不足,因此需要关注人口因素对未来消费的影响。
谈到老龄化对消费带来的特殊影响,蔡昉表示,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同时发生的,孩子越少,稀缺性就越强了,我们可能愿意在他身上多花一些钱。更重要的是市场投资者、经营商,会利用这种稀缺性,让消费者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钱,甚至可能哄抬价格。
“老年人的消费倾向、消费意愿比较低。学术界形成了‘退休消费之谜’,尽管在国外老年人收入和家庭财产比年轻人高,但是这些人也不爱消费。”他提到。
而对于正在工作的人来说,蔡昉说,如果一个工作的人要供一个老人,这种压力自然形成需要为自己储蓄,即强制性储蓄,尽管这些人消费还没有满足;除此之外,孩子的抚养成本比较高,还要照顾老年人,都导致他们的消费下降。
由于上述原因,蔡昉表示,伴随老龄化进一步加深,2025年之后,人口负增长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冲击,而这轮冲击特点是需求侧,及早认识需求侧可能出现新常态,有利于未雨绸缪。
在改革和政策调整方面,蔡昉表示,在供给侧出现冲击的情况下,意味着资本劳动投入型驱动经济的模式不再可行,必须靠提高生产率。但他认为,目前劳动生产率提高存在障碍,比如制造业占比下降后,这部分劳动力进入生产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出现了资源配置退化。
需求侧方面,他认为,应当扩大需求,一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保持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改善收入分配是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非常低,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很高,收入差距大会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储蓄。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年轻夫妇面临的最直接的制约因素,应当降低这些成本;对老年人来说,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社会保障水平,让他们能够既是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又是经济增长中的分享者,保证消费需求。”蔡昉表示。
还没有人评论哦,赶紧抢一个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