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胡安·卡洛斯·卡斯蒂略·庞塞,29岁的男子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市租了一间地下室公寓,和房东的三个女儿——分别为3岁、6岁和10岁——走得很近。
在生活在那里的8年间(2000年到2008年),他和孩子们出去吃晚餐,成了这家人信赖的朋友,并趁孩子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对她们进行性侵犯,利用针孔摄像头窥探她们在房里的一举一动,并威胁她们,就算告诉别人,也没人会相信,而且她们还会被带走。其中一个孩子终于告诉父母实情后,调查人员找回了庞塞录的上百盘录像带,记录了房东家的三个女儿,还有其他女孩遭受性侵的过程。
2016年88界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获得者《聚焦》海报:“聚焦”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专栏,罗比·罗宾森(迈克尔·基顿饰)是"聚焦"栏目的编辑,栏目拥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小组,紧跟一桩被雪藏已久的案件,一个天主教牧师性骚扰教区里的孩子。
庞塞被捕并被指控犯有严重性侵罪,危害儿童健康成长,等等。法官判他有期徒刑27年,命他悔过自新,庞塞把头深深地埋在臂膀间,告诉西班牙口译员,他请求饶恕。但是,了解庞塞心理状况的人才知道,这不是真心话。庞塞承认,当自己周围有孩子时,尤其是这三个女孩儿,他明知道自己将会行为不检,但就是没法控制。
“恋童癖患者”,还是“恋童癖行为”哪个才是真正隐患?
区分这两点十分重要:恋童癖患者指的是那些对孩子有不正当感情的人;而恋童癖行为指的则是在不正当感情的驱使下所采取的行动。不正当的感情使恋童癖患者失控。
恋童癖是天生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恋童癖可能不是后天习得的性欲,而是一种生来就有的生物特征,就像腭裂和鹰钩鼻一样。
倘若当真如此,这些发现会引发大量问题的热议:从这是否算做过失罪(如果恋童癖患者生来就是这样,他们如何自助呢?)到预防措施(一个人从没猥亵过儿童,您能因为他患有恋童癖就把他关起来吗?)
目前,法律专家对这种“都是生物特征惹的祸”的论调可不买账。毕竟,我们的欲望在掌控之中,更棘手的反而是预防犯罪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人们具备非法犯罪的潜在可能,就拘留他们。不过,对猥亵儿童的冲动视若无睹就可以吗?一谈到恋童癖行为这个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我们就会陷入绝望:证据确凿,却无从使用。
此前,人们一直觉得恋童癖是幼儿时期的心理创伤(也许是遭遇了某种性侵害)所致。但是,新研究显示,恋童癖患者的大脑结构与众不同,并且一些身体性状也和常人不同。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成瘾和精神健康中心(CAMH)的詹姆斯·康托和他的同事们于2008年发布了研究结果,2015年再次发布的结果显示,恋童癖患者大脑中的白质少于常人。
该团队在《2015年的性行为档案》中的报告指出,恋童癖患者左撇子几率比普通人高两倍,和患有自闭症或智力有障碍的人群左撇子的几率相同。这个特质从产前神经发育时期就扎了根,康托团队发现,恋童癖患者表现出来的性状还有:耳垂分离,耳朵畸形,身高偏低,智商低于平均水平,视觉空间感较弱,言语记忆测试得分较低,学历较低,13岁前头部受伤的可能性高于常人。
康托说自己不是在探寻因果关系。他认为,恋童癖和左撇子、耳垂分离或是身材矮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确切地说,他研究这些性状是为了确定恋童癖可能会从何时有所显露,就好比人们砍开大树,根据年轮确定树的年龄。
对大多数个体而言,这些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产妇压力或感染也会引发这些性状。“不管何种形状都是我们找寻的线索,我们不仅仅找寻大脑特征,”他补充道,“我们找寻的是大脑和身体发育的特征。这才是关键所在。”有些人天生就是恋童癖患者,根本等不到教育等环境因素发挥作用。
实际上,这一点是个重大发现。
是俄罗斯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用英语书写的成名小说。小说描述一位从法国移民美国的中年男子亨伯特·亨伯特在少年时期,与一14岁的少女安娜贝儿发生了一段初恋,最后安娜贝儿因伤寒而早夭,造就了杭伯特的恋童癖(The child I love)由于儿时的阴影,杭伯特恋上了房东的女儿罗莉塔,并无法自拔,为了亲近这名早熟、热情的小女孩,杭伯特娶女房东为妻,成为罗莉塔的继父。
这就像直到英国神经科学家,西蒙·勒威发现同性恋的大脑结构和异性恋不同,人们才开始相信,同性恋不是后天选择的,而是生物差异。1991年,勒威发现,同性恋下丘脑前部的第三间位核——该区域负责调整性行为——比异性恋的小。勒威的发现第一次证实了,性取向其实是大脑行为。
但是,对其他群体进行如此集中的研究就没这么容易了。勒威的研究多是借助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完成的,只有这些人的大脑才能用作尸检和分析。
“没有这样的恋童癖患者供我们进行研究,”康托说道。现在,情况有所改变,科学家普遍都有渠道使用高度灵敏的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这样一来,探测活体之间的脑部差异就容易多了。
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先人一步,利用该技术进行研究。他研究了现被关押在威斯康辛州,莫斯顿州的沙脊安全治疗中心牢房里最危险的一些罪犯。基尔有渠道接触到这些犯人,使其成为自己的部分研究对象。他有一台便携式MRI,由其团队用半拖挂车运到监狱。当然,基尔的研究对象问题多多,从滥用药物到怒不可遏;性变态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对大脑差异可能导致的性问题和其他无关问题进行区分仍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
然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家族遗传学和流行病学上。《国际流行病学》2015年4月版的一项研究,将21556名男性性罪犯的亲属与家族中没有性犯罪史的被测者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家族犯罪历史会增加男性性犯罪风险。性罪犯的兄弟或后代犯罪风险会提高4~5倍,相比之下,男性施暴者的后代犯罪风险为3.5倍,而父母有过自杀行为,孩子的自杀风险则为2倍。
问题是恋童癖者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这无关“引擎”,攸关“刹车”。
无关“引擎”,攸关“刹车”:当恋童癖无法自控一名来自威斯康辛州麦迪逊的临床心理学家,安娜·卡罗尔·索尔特,在性犯罪方面做过大量工作,她对恋童癖受基因影响并深深根植于大脑中并不感到惊讶。在威斯康辛州惩教所工作期间,她发现大多数恋童癖者在面对测谎仪时,会承认他们的童年时代并未受过性虐待。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异性恋同样如此,有人就是会喜欢16岁的保姆或被朋友的妻子吸引。而恋童癖恰巧觉得儿童有强烈的性吸引力。“每个人都有性冲动,但又觉得付诸行动不好”,索尔特说。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恋童癖将手伸向孩子,无关“引擎”,攸关“刹车”。问题不是他们被谁吸引,而是面对诱惑他们如何抉择。
此前,一桩被披露案例中,一名弗吉尼亚的40岁教师在毫无征兆,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对其未成年的继女实施了性侵害,还被发现其搜集了大量儿童色情信息。事发后他离开了之前的住所,被指控犯有儿童性侵罪,然而并未被判入狱,而是强制其在性侵者康复中心接受12步治疗。但即使在治疗期间,他还向工作人员和其他客户不断提出性需求。几天后,他被驱逐出治疗中心,开始了狱中生活。走之前那天晚上,他走进医院急救室中,说头疼。经检查,医生在其大脑额眶皮层中发现一颗肿瘤,而这一部分也是大脑用来判断冲动,控制冲动的区域。
肿瘤摘除后,他的性瘾也随之消失了,因此他的主治医生声称,正是这枚肿瘤造成了他的恋童癖。随后治疗中心允许他再次参与计划,而这一次,他完成了治疗。并且他再次搬回了原来和妻子的住所。但仅仅过了10个月,他再次开始收集各种儿童色情信息,并且抱怨头痛。经过复查,医生发现肿瘤出现了反复。肿瘤再次被切除后,其性瘾得到了有效抑制。
神经学家罗素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医疗团队,其所作的工作因发现了大脑中控制恋童癖的区域而声名鹊起。相反,他却说,他的团队仅是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眼窝前额皮质受损失,人们就会失去抑制性冲动的能力,不管这些冲动是什么。
他将恋童癖失控的案例引申到一名典型脑损伤病人身上,他叫菲尼亚斯·盖奇,1848年为铁路建设项目爆破负责人,使用炸药建设隧道时,一根铁棍朝他右眼上方飞过来,刺穿了他的头部。而铁棍穿过的区域正好影响了其大脑控制愤怒情绪的能力。“好在他的智力没有受损,但不到被激怒的一刻,很难想象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他会粗暴得和一头畜生一样”,斯维尔德洛说,他目前就职于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肿瘤患者有此举动时神志清醒,但他们从生理上并没有出现抑制行动的反应。”
一组防止儿童性侵的公益广告,广告的设计者运用了荧光材料:在黑暗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并以此警示家长,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生物学根源引发了与恋童癖相关的一些责任问题。仅仅因为与生俱来,人们就该宽恕恋童癖的不当性冲动吗?当然不能,杰西卡·奥本海姆说,他是一名新泽西州的前副检察长。即使是对异性恋男子来说,未得到女性同意而与其发生性行为也不被允许。
“这两种情况非常类似”,奥本海姆说。他目前正为新泽西ARC领导一项刑事司法宣传项目,旨在帮助患有发育性障碍的群体。“我如果这么做了,我的基因也不会饶恕我。我还是要学会控制自己。”
美国专业学会儿童虐待小组的迈克尔·哈尼说,如同其他上瘾者,恋童癖也需要得到帮助。就像酗酒者屈服于酒精后回归正常生活一样,恋童癖也会屈服于他们的欲望,甚至付诸行动,但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做回正常人。
“这有点像有过酒驾肇事史的司机再次开车一样。因为过去的事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背着杀人犯的罪名继续生活。没错,他们犯罪是由于冲动,或是上瘾,但他们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
“如果恋童癖者现在可以被视为强大的生物倾向所致,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法律问题:他们的犯罪行为是由生物功能驱使,还是其他情况很难进行界定,”罗伯特·韦斯伯格说,他是加州斯坦福大学刑事司法中心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猥亵是天性使然,那这种行为就与很多基因造成的犯罪没什么区别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唯一可以用来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观点就是:这种天性会导致一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这时候的犯罪分子没有自控能力,就像癫痫病人发病时会无意中伤害到别人一样。
但是,这种辩护是无效的,条件反射是无意识、不自控的。恋童癖行为并非如此。韦斯伯格说,为恋童癖做精神病辩护同样无效。一些人天生患有精神疾病,法律上,“精神病”并不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例如,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或许会被上帝要求他杀人的声音所驱动。但是如果他能辨别是非,在法律上他就不算是精神病人。那些恋童癖患者往往知道他们做的是错误的。
用“行为能力下降”来辩解也没用,加利福尼亚市监事会成员丹·怀特就以此为自己辩解。1978年,他被控告枪杀了三藩市市长乔治·莫斯贡和他的同事哈维·米尔克。这就是著名的“甜点抗辩”(又称‘特威基辩护’把被告的精神失常和越轨行为,归因于他吃快餐、炸土豆和软饮料等糟糕饮食,怀特声称他的大脑由于低血糖而功能失调。)虽然这一策略使对怀特的指控成功从二级谋杀降到了故意杀人,却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哗然,最终加利福尼亚谋杀案法律修改为禁止辩护。韦斯伯格说,想要败诉的话,依靠这种近乎疯狂错乱的辩护是挺不错的办法。
此项研究是否能帮助预防犯罪?这一新认知不会帮恋童癖者在法庭上获胜,但它是否能首先用于防止儿童性虐呢?
威斯康辛州的基尔,研究各种犯罪行为的冲动和重犯现象,他认为自我控制和脑部灰质数量有关联。2013年他的调查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指出当人们大脑前扣带皮层(ACC)密度较低时,他们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并且更有可能重犯。
为了做这一研究,基尔和他的团队用核磁共振成像机对96位囚犯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完成了一项测试冲动控制的练习。囚犯被告知只要屏幕上出现字母X时,就要用右手食指尽可能快速和准确地按下按钮,如果看到字母K就不要按下按钮。X出现时间约占到85%时,囚犯已经很习惯按下按钮,K跳出来时,他们要费老劲儿才能压抑住冲动。
科学家发现前扣带皮层活动较弱的囚犯在完成任务时会犯更多的错误,表明这和冲动控制能力差之间有关联。研究人员说,在测试中冲动控制能力较差的囚犯更有可能在释放后重新被逮捕。
基尔还没有专门对恋童癖者进行此项研究。但是如果核磁共振表明大脑的冲动控制中心出现了问题,即使我们承认法庭可容许,审判胡安·卡洛斯·卡斯蒂略·庞塞的检察官约翰·埃斯梅拉达说,“他们不能利用这种冲动对孩子进行性侵。这项研究最大利用价值是,保证带有这种冲动倾向的人,尤其是老师和教练,永远不能单独和孩子待在一起,永远。”
佛罗里达州布雷德福德县的戈登·史密斯警长在性侵害罪犯的家门外立了红色标牌。照片摄于2013年4月,由Splash News和Corbis图库提供。
“如果他们没做错什么,我们既不能进行起诉也不能进行国家监管”,奥本海姆补充道。她把这个场景比作未来电影《少数派报告》(2002年),它讲述了一个预防犯罪的心理精锐部队,他们可以预见谋杀并逮捕可能会犯罪的杀人犯。她表示,这样对恋童癖者更公平、更有帮助,并寻找出既不禁锢他们,也能够防止他们无法控制冲动伤害孩子的方式。
科学还没有先进到能预先找出潜在恋童癖罪犯的程度。但《重犯》中确实提出了很多种方式,阻止恋童癖犯罪。最著名的是性犯罪者登记和通告律例,如新泽西梅根法案中,有性犯罪前科的人住在社区周围时,每个人都应该被告知。
一些美国州府设有民事关禁条例,犯过罪的人需要经受严格的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仍具有暴力性侵倾向。如果有,他们将无限期地接受性侵治疗,即使他们已经为此服了相应牢役。
未来的N种可能“性侵是一种很特殊的犯罪。这种错误不可原谅。如果你释放的罪犯性侵犯他人的女儿,要怎么办?”
明尼苏达州目前将733名性犯罪者禁锢在圣彼得和驼鹿湖两处的治疗基地里:人均犯罪率比其他州都要高;这些人在服完刑期后,还要留下来继续接受治疗。但因为人们声称这些性犯罪者根本没有得到治疗,现在此法律已得到修正。
《少数派报告》剧照,故事是这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发明了能侦察人的脑电波的“聪明”的机器人――“先知”。“先知”能侦察出人的犯罪企图,所以在罪犯犯罪之前,就已经被犯罪预防组织的警察逮捕并获刑。
还有人支持假释监督。这种罪犯将永远受到严格监督。他们的电脑和公寓可以毫无理由地被随时调查,除非有例外,他们被禁止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另外,有些药物可以改变大脑灰质——例如,已经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大脑极具可塑性,”基尔说,“如果我们谈话期间我教了你什么,那么我已经改变了你的海马体。”
但是像民事关禁、终身假释,强制扫描以及医学治疗这些概念和手段,却使侵犯人权的现象越演越烈。
因此我们继续收集数据,但除非我们能证明恋童癖患者会产生恋童癖行为这一说法成立,否则对这一发现我们也无可奈何。“我们目前无法预测人类行为。对可能的犯罪做出判断,就好像扔骰子一样难以预测,”哈尼说,“显然,如果未来某天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将可以阻止很多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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