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爸爸带娃越来越理所当然了？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抚养分工中，父亲的角色是相对缺席的。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爸爸带娃越来越理所当然了？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这样描述：

“孩子与父亲的关系稍有不同。在妻子怀孕和生孩子时，丈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责任。在一年之中，男人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户外劳动。他们早出晚归，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接触相对地比较少。在孩子的幼年，就孩子来说，父亲只是母亲的一个助手，偶然还是他的玩伴。”

但这种状况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改观。今天，带娃的父亲越来越多，从喂饭、协助穿衣洗澡这些日常照料到一起游戏、阅读等亲子陪伴，“奶爸”“全职爸爸”也不再稀奇。但是，父亲在育儿活动中的参与，仍然普遍不足。

“爸爸去哪儿”的追问与“丧偶式带娃”的责备，说明抚育孩子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的期待：父亲应该积极参与育儿。那么，“父亲应该参与育儿”这一社会共识究竟如何生成的？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雨磊在《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上发表的题为“父职的脱嵌与再嵌：现代社会中的抚育关系与家庭伦理”的论文，尝试解答上述疑问。

2020年1月5日，上海市徐汇区南丹小区，陪护女儿玩耍的父亲。

澎湃新闻：你在文末提到，父亲参与抚育工作将是今后家庭不可避免、越来越强化的趋势，但你同时又提到了目前参与育儿较多的还是中产，总体上数量并不多。那目前父亲育儿参与较少的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教育程度不高，以及外来务工爸爸吗？

王雨磊：关于哪些人没有参与育儿，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愿意育儿，这是观念问题，这类父亲通常认为育儿完全是女性的工作，在农村地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群体中，这类观念会更流行一些；另一类则是不能够育儿，这是受客观条件所限，通常这类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时间是不能自主支配的，外来务工中的男性通常很少能够自由支配时间，所以育儿参与也会更少一些。当然，这两类情况很难严格区分，而且它们会互相强化。中国地域广大，民情复杂，到底哪些父亲会承担家务，需要量化研究来予以进一步揭示。

澎湃新闻：外来务工爸爸因为工作属性特殊，缺少弹性，工作时间长，与孩子分隔两地，具有较难实现父亲育儿的客观性，对于这个群体，你有什么建议呢？

王雨磊：为人父亲，是一种天性。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大家都希望做一名称职的父亲。对于那些受限于工作的家庭和群体来说，我们呼吁国家建立更利于家庭保育的社会政策，也期待用工单位做出一些人性化的调整与配合。其实，中国的家庭政策在改革以来发展相对滞后，有些政策甚至有些倒退，导致家庭承担了大部分社会与市场转型的成本。未来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帮助家庭重新调适机能，以便为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固的物质、情感与伦理基础。

澎湃新闻：结合你自己的父亲经历，简单谈谈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

王雨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选择，我的经验其实不足为训，我在这里讲两点生活体会，供大家参考。第一，要享受养育过程。表面上看，父母是在陪伴孩子，但其实，孩子也在陪伴父母。亲子关系是最为纯粹的社会关系，养育孩子的过程本身是很幸福的，它能提供很多的精神给养。第二，做父亲，需要不断学习。这既需要男性自己耐心和努力，也需要伴侣的宽容与帮助，男性不要轻言放弃，女性也不要讥讽相向，理解与体谅的环境才能造就通力合作的家庭养育生态。

澎湃新闻：你从法、理、情三个角度谈了父亲参与育儿的必要性，在开篇引论部分提到的“权力论”和“资源论”是父亲参与育儿的原因之一吗？你如何解释近些年中产父亲育儿意识的提升，以及行动力的增强。

王雨磊：不同的父亲参与到育儿过程中，他的动机、家庭地位和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其所处的家庭养育生态也是千差万别。至于中产阶层的父亲们，由于他们多数受到更高的教育，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较高，对于孩子的养育期待也更为理想化。他们是反思者，更是行动者，在资源充足和时间自由的情况下，他们愿意付出更多来实现自己的养育目标。

澎湃新闻：但是，很遗憾，尽管参与育儿的父亲越来越多，但总量仍是极少的，并且参与育儿的父亲在投入时间和精力上也不及母亲，父亲参与育儿要成为一种新文化，还需要哪些内外部条件的支持？

王雨磊：从政策上看，国家应该建立更有利于家庭保育的社会政策，让家庭有较为弹性的养育分工模式，现在这个政策趋势在向好，但仍然很不够。从家庭伦理上看，要让更多的男性察觉、领略乃至承担自己的家庭角色：不论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父亲在家庭中的位置都是极为重要的，“父其父、子其子”，在客观条件和能力范围以内参与育儿，是对孩子负责，对家庭负责，也是对男性自己负责。

王雨磊在论文的“抚育行为的家庭脱嵌与社会重组”部分从国家、医院与市场三个角度解释了父亲参与育儿越来越理所当然的深层社会原因。他认为，原本深嵌在家庭生活环境之中的抚育行为被现代社会的新生力量脱嵌出来，并且予以社会重组。而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抚育行为变得法律化、科学化乃至专职化，进一步改变了私域生活的抚育体制，并且让父亲抚育变得更加理所应当。

儿童的国民化与抚育事实的法律化

在一个传统的农村社区中，对于孩子的称呼往往是“这是某某的儿子/女儿”，然而，在一个现代的城市社区中，情况却已经反过来了：称呼某某为“这是某某的爸爸”。这个简单的称呼变换，实际上源于现代国家对于国民身份制度的变革。

现代国家的其中一项重要目标是，将儿童的身份和权利日益国民化，而不以家庭的存续与变化为转移。儿童在现代社会不仅具有政治身份，而且具有明确的法律权责，比如儿童享有被抚育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儿童务工已经被法律禁止。国家通过强力的国家机器为儿童的国民身份提供支撑，其结果是儿童日益从一个属于“家庭物品”“私人物品”逐渐成为“公共物品”。

尤其在1949年以后的现代国家建设中，儿童不仅被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中抽离出来，而且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通过与国家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与道德关联，儿童的公共属性越来越清晰，私人属性越来越弱化。

现代国家的法律将父母构建为子女的监护人与抚养人，这种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实际上让父母丧失了对子女的随意处置权，不能恪尽父母抚养义务的父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家庭暴力也已经被国家和法律明令禁止；相反，家庭和父母必须承担对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法律更是规定了亲子的财产继承关系。

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婚姻组建与改组变得更加自由，尤其是随着1978年改革以来社会体制的全面开放。但是婚姻改变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孩子的监护人归属和抚育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在强调和保障未成年人的抚养权益问题：不管是否离婚，也不管是婚内生育，还是非婚生育，父母相对于其子女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

国家法律对于抚养义务的强调，实际上导致了抚养行为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以家庭变化为转移的法律事实，甚至没有家庭的父母也必须保证抚养义务。这种法律上的限定对于父亲来说，意义尤大。传统社会中父亲的庇护人角色被国家认领，父亲转而承担起一个国家制度框架下的抚养人角色，在此框架下，父亲的抚养行为具有极高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生而不养，不仅是一种过错，更是违法行为。这种抚养身份成为父亲身份建立和父亲话语叙事的重要基点，它让父亲抚养子女成为一件不以家庭为基础的法定义务。

孕产行为的医学化与抚育知识的科学化

在现代孕产程序中，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无法真正参与到孕产行为的具体治疗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按部就班地进入医院的孕产流程。一个称职的父亲需要熟悉产程，掌握更多的基本看病常识以及与医院医疗配套的生活知识，协调医生和助产士，跟进产程以及让产妇跟上产程。孕产行为从源头上进入医学领域，导致育儿行为顺理成章地进入科学化的话语体系中，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育儿。

在科学育儿的框架下，父亲被认为是抚育的重要环节。科学育儿作为一种具有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支撑的生活知识体系，对父亲在育儿参与的重要性进行了科学上的“认证”：大量的研究显示父亲带大的孩子智商更高、精力旺盛、善于交际、成绩更好；同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科学的解释，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参与会平衡其人格构成，增加其安全感和信任感，让其体验男性力量，并可以缓解母子关系，创造一个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家庭氛围，以帮助孩子社会化，提升其日常生活和日后发展的能力。反过来，父职在育儿参与的缺乏则会导致“父爱缺乏症”：情商较低、不善交际、责任心和进取心较差，甚至伴有反社会性行为，等等。这为父职的育儿参与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据。

医学化孕产和科学化养育，实质都是医学与科学掌握了针对孕产和抚养的话语权。抚养行为被置于一个需要被理性知识审视的境地。同时，作为一种家庭外部的养育知识供给，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原生家庭与新生家庭在生活知识上的关联与继替，如何抚养孩子的知识不再从祖辈那里获得，转而从医院、市场和专家那里寻求。这进一步也就阻碍了原生家庭对新生家庭的家庭模式与父亲角色的继承。因此，科学育儿从某种程度上，让现代的家庭的相关生活安排、家庭角色调适走上了全新的轨道。在不同社会与家庭境况中，父亲各不相同，但是对于那些有条件和意愿参与育儿的父亲，父职获得了新的角色可能。

育儿消费的市场化与抚育过程的专职化

传统的抚育系统主要是依托于家庭开展的，大部分的消费生活并未特意为儿童而设，而是嵌入在家庭生态与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儿童消费通常是家庭总体消费的衍生部分。但是市场经济的兴盛，大大改变了这一抚养消费样态。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儿童的消费生活日益从常规的家庭生活中脱嵌出来，成为一个特意而设的生活项目，家庭主要的生活路径反而需要迁就孩子的消费目标，比如家长们需要周旋在众多课外辅导班和艺术培训班之间。

市场经济对于抚养行为的吸纳与重组，实际上造就了抚育过程的专职化。一方面，市场系统通过构造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亲子活动等消费方式，构造了一个不设上限的抚育过程，以便兜售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它通过唤起父母对子女的陪伴焦虑——尤其是有工作在身的父母：担心孩子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不称职而在同龄的竞争中处于落后，因此潜在地增加“父母的必要陪伴时间”。有量化数据证实，儿童教育消费已经成为儿童消费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并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功能。

除了针对父母共同的陪伴焦虑之外，市场主体试图利用并强化母亲们对于男性家庭参与的诉求，从而共同建构了一个私域空间的新话语：父亲应该陪伴孩子，应该分担抚育责任，这既是父爱的体现，也是关爱妻子的表现。

综上而言，原本深嵌于家庭结构与过程中的抚育行为被现代生育制度脱嵌出来，并且经过现代抚育体制重新组装进家庭，然而这一脱嵌与重组实际上打破了原先的性别界限与抚育伦理，并且竭力将父亲也纳入其中。

现代国家竭力将抚育行为界定为不依赖于家庭而存在的法律责任，医学与科学则提供了一种独立于家庭甚至反对家庭知识权威的科学养育知识，而儿童消费市场的日益膨胀则建构了一个家庭之外的抚育空间和专职议程。在法律化、科学化和专职化的抚育框架中，父亲于法、于理、于情都应该承担抚育职责。